田享华 贺清莉为教育投资而移民的部分中国人家庭工作重心仍在国内。
定居澳大利亚的周女士坦言，自己的女儿是被她的老师“赶到”大洋洲的。
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当初选择为女儿移民也是看到孩子因为成绩一般而备受老师冷落，心灵颇受伤害，等到了澳大利亚接受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进而恢复了自信也考出了好成绩。
个人资产逾十亿的房先生则是从2007年就开始酝酿移民，今年拿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卡，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送到了加拿大。
上述个案证明，移民已经不再是富豪的专利。
而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更多案例则显示，如今的海外移民绝非一条“单行道”。
作为一家专做投资移民业务的机构，金腾(北京)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金腾”)高管透露，她的部分客户已经开始利用国外的资源以及信息的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她认为投资移民即使出国了，国内的生意也不会结束，这在行业里被称为“移民不移居”。
教育投资移民良性互动房先生一家只是金腾每年接待的上百位客户中的一个，该公司高管表示，近年前来咨询的客户确实越来越多。
前不久，中国银行与胡润百富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显示的抽样数据是，六成高净值人群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
这里所说的高净值人群是指千万资产以上。胡润研究员给出的统计是，中国拥有千万财富人群的数量已经达到96万人。
移民中介机构的数量增长折射了这一市场的火爆。
2010年底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公布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名单有683家，2007年6月，这个数据为485家。
“机构增加了那么多，我们客户也还在增长。”上述金腾高管认为，现在中介都在拼服务、拼成功率。
作为长三角专做投资移民服务的上海华侨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咨询总监赵嫫芨告诉本报记者，这个行业去年有一个猛增。
“去年加拿大移民门槛涨价，在涨价前一窝蜂提交了上万个申请，可能平时一年也就几千个。”赵嫫芨直言。
“上亿资产在我们客户里面不算多的。”上述两家机构都注意到客户资产规模的增长，除此之外还有学历的变化，“最近几年，移民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学历也越来越高。”
有钱有学历，为何还要移民？
赵嫫芨说，他们接待的客户中，大部分人是先考虑孩子留学才选择移民，“孩子毕业后如果想留下来发展也比较方便，否则那时再走技术移民的路很困难。”
房先生有两个孩子，移民的重要理由也是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合适的教育，虽然孩子目前在北京就读的学校也称得上名校，但他觉得孩子读书读得很累。
事实上，对于他这样的移民而言，在国内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追求资产保值、增值是一个更现实的考量。
教育、投资、移民，三者构成了一个良性互动。
白皮书显示，子女教育是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其次是移民和分散风险。
聚集争议的“洼地”
“中国半数千万富豪准备移民出国”之类的说法成为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醒目标题。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半数只是调查样本的数据。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并不太同意对于移民的一刀切抨击。
他是持有新加坡绿卡的中国人，只不过他是属于技术移民而非投资移民。
“移民是公民的自由，不管是富豪还是一般老百姓都有这个权利。”王江雨告诉本报记者。
如今的移民，已经不再与把钱卷到国外过好日子完全画上等号。
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周女士说：“我并不认为他们把家庭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海外，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全身而退。”
赵嫫芨也说，即使拿到绿卡，很多富豪是不入籍的，或是夫妻双方一个入籍一个不入籍。
如果说“两边拿好处”让他们遭到诟病的话，西边不亮东边亮是更多移民人群“恋家”的理由。
周女士认为，国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遍地是黄金(1681.00,-14.90,-0.88%)，华人想要在异国站住脚并获得很好的发展并不容易。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一些西欧国家的金融业是接纳技术移民的重点部门，但在欧债危机的拖累下，这些行业的金领效应正在“褪色”。
“第一代移民，如果语言不流利、习俗不更改，是几乎不可能找到归宿感的。”王江雨说。
也正因如此，一批前期的移民逐渐回国。
本报此前的调查显示，在一些欧美金融机构大肆裁员的背景下，很多华人已经转战内地市场。
白皮书显示，房地产是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的第一标的。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9日在纽约出席中美商业领袖高峰论坛时表示，中国整体经济力量成长，中国人移民国外数量增多，海外华人形成资产需求，当前中国房地产业在海外也主要服务华人，实际上是本土市场的延伸，并非对本土市场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