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变成一种疯狂
23岁的卡蒂娅·波波娃默默凝视着门口明亮的灯光，她的眼睛早已习惯那个只有四平米大的厨房里的昏暗灯光，因为在过去的九年里，她都呆在那儿。几周前市政工人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发现了她这个俄罗斯版的卡斯帕尔·豪泽尔(卡斯帕尔·豪泽尔是德国著名的人物，是一个被囚禁多年、智力低下的孩子)。卡蒂娅被发现时，几个水管工一边在这间小公寓的垃圾堆中穿行，一边大声诅咒，因为垃圾从地板堆到房顶，这时他们注意到很脏的冰箱后面躲着一个邋遢的、头发很油的年轻女士。自从卡蒂娅·波波娃的母亲安娜·波波娃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危险，继而把她锁在家里后，多年来，只有几只猫、几只老鼠、一些书和一个收音机和卡蒂娅·波波娃为伴。
卡蒂娅的母亲是个清洁工，邻居们都叫她“疯子安娜”，为了不让波波娃染上毒瘾，不成为女同性恋，不被强奸，她在窗户外钉上了铁皮和金属栅栏，把女儿锁在自家公寓中。她们住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市奥托札沃德工业区的一栋9层高的楼房里。卡蒂娅被锁在家中时只有14岁，一个七年级的学生突然失踪，她所在的学校丝毫不关心，而波波娃的邻居们似乎对疯子安娜女儿的死活也丝毫不感兴趣。
就在记者参观关押了卡蒂娅9年的昏暗公寓时，隔壁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走了出来。这位邻居叫安娜·阿夫拉门科，是位单身母亲，在当地的一家汽车厂上班。她抱怨最多的就是从波波娃公寓“迁移过来的大批蟑螂部队”。“有一次我看到疯子安娜给她女儿带回来一个笼子，里面装着一只老鼠。”阿夫拉门科说，“我只希望能管好自己的女儿，从这个腐烂的地狱中逃出去。”在她看来，无论是腐败的莫斯科政客，本月的杜马选举还是一个年轻女孩被锁在墙的另一边都没有自己的生活重要。
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安娜·奈姆特索娃回忆起她印象中的俄罗斯。当她还是少年时，就离开了下诺夫哥罗德市，那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推行一系列改革方案。“我记得那时的楼房多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墙壁只有一册普通的俄国散文书那么厚，很显然，邻里间都知道彼此私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邻居中年纪最大的喜欢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激情澎湃地讨论楼下居民的最新消息；我们小孩管这些人叫‘特别服务人员’，因为他们对街坊邻居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中的任何人要是做罗宋汤时缺个胡萝卜，或者是想把醉鬼弄出电梯，立刻就能得到帮助。”
在安娜看来，过去的20年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使得俄罗斯人变得如此封闭。他们很少关注自己的邻居，更不用说关心政治了。政治学者们甚至给俄罗斯的这种政治现象取了个名字，管这叫政府和人民的“离婚”。这次杜马选举的出席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二，是历年来最低的一次。上个月，听说一位科学家在家中用女孩尸体残骸制作娃娃，安娜对其周围邻居的冷漠程度感到震惊。
最令人痛心的是，卡蒂娅·波波娃的案件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并不是惟一的一起。在当地，这已经是第三起亲人们把家庭成员隔离起来的案件。2010年3月，有关当局发现一个13岁的男孩哲尼亚·巴尔苏科夫不会说人类的语言，吃橘子时不剥皮，赤身裸体地在他的公寓中来回走。
今年三月，波波娃隔壁楼的维亚切斯拉夫·卡兹斯托夫曾听到自己隔壁公寓里有人喊：“救救我！救救我！”卡兹斯托夫说，当警察赶到现场破门而入后，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一具“瘫痪的骷髅”。屋子里能吃的，只有半条干面包和两瓶水。尤里·包舍夫的亲兄弟把他锁在公寓里差不多一整年，希望等他饿死后，自己独占整个公寓。在拯救邻居的性命之后，30岁的经济学家卡兹斯托夫又成为了帮助波波娃的志愿者。他是波波娃最近交的几个新朋友之一。
与垃圾和书籍相伴
在卡兹斯托夫之前，也有几个社区服务人员想要看看波波娃过得怎么样。但卡蒂娅的母亲在锁着的防盗门后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就放弃了继续努力帮助卡蒂娅的想法。去年，由于拖欠电费，卡蒂娅家被断电了。每天早上5点，安娜去扫街或者清理街道上的积雪前，都会查看一下门上的几道锁，然后把卡蒂娅留在阴暗的一居室公寓中。
这个女孩的童年都在阅读杂志和书籍中度过，这些书籍杂志都是安娜从垃圾桶中捡来，或者买给她的。卡蒂娅的工作就是将她母亲带回家的一大堆垃圾进行分类整理。“一天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坐在厨房，把硬纸板撕碎，然后让妈妈拿去卖钱，这些碎纸板每公斤可以卖1.5卢布(4美分)；其它时候我也要刷瓶子，这些瓶子每个可以卖20个铜板(即0.006美元)”。卡蒂娅告诉记者，通过收音机她了解到俄罗斯的政治，“包括2008年在格鲁吉亚发生的战争。”在所有的书籍中，她最喜欢卡尔·荣格的作品。“我逐渐对人们的心理障碍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学会了怎样鉴别一个人是否在说谎，懂得了人们之间是怎样成为朋友的。”
在安娜去上班后，记者给卡蒂娅打了电话，并聊了很长时间。卡蒂娅讲述了自己的世界是怎样一点点变小的。“2003年起，我就看不到这些窗户了。一些男孩朝玻璃上扔石头，所以妈妈决定不如不要窗户。”卡蒂娅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然后几乎是用耳语对记者说：“如果当初没有人虐待我们，事情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在学校，男孩们经常出言不逊地侮辱她，对她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以至于直到10年后的今天，每当有人问起她这段不愉快的时光时，这位个子很高，身体结实的女士还是会脸红、深深地低下头。她说，选择放弃学业是她自己的决定。为了安慰记者，她说自己并不讨厌之前的生活。
卡蒂娅说，现在她看到她的生活中多了很多自由。志愿者为她家交了电费，有关当局也承诺为她的公寓装上窗户。卡蒂娅的新朋友们还和她一起外出购物，并一起参观了修道院。她说：“每次我踏出家门，都感觉自己好像还是呆在公寓里。我只有被这些墙包围着才能感觉到真正的安全、舒服。”记者问她，下次来看她时，她希望得到什么礼物时，卡蒂娅说想要一张“治疗乐队”的海报。“播放器中他们的音乐，曾使我那些黑暗的日子变得稍微明亮了一点。”
9年前，俄罗斯一名疯狂的母亲封住了公寓窗户，将女儿锁了起来。
□ 本报见习记者 郑非/编译
在安娜看来，过去的20年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使得俄罗斯人变得如此封闭。他们很少关注自己的邻居，更不用说关心政治了。政治学者们甚至给俄罗斯的这种政治现象取了个名字，管这叫政府和人民的“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