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前IMF中国部主任、现康奈尔大学教授兼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塞德(Eswar Prasad)在《国际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上发表题为《G-20善于应对重大危机》评论文章，认为在面对灾难时，G-20也会应运而起，由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俱乐部转变成一个采取协同行动阻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组织。 以下为普拉塞德评论文章：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急需救助，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G-20领导人，他们正齐聚法国戛纳，出席经济峰会。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历史事实显示G-20更善于应对重大危机。 G-20在两年前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当时全球金融体系濒临崩毁。20国集团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作为财长们共同解决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问题的论坛。考虑到新型经济体不断提高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作为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的更为平衡的组织，20国集团当然要比成员都为发达国家的7国集团更适合解决全球问题。 G-20成员国经济产出占到了全世界的约90%，贸易占到全球贸易的80%，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所有成员国拥有同等的“表决权”，尽管该集团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权力，主要是通过达成共识和道德说服力来工作。 尽管经济上颇具影响力，G-20在成立的首个十年很少为公众注意到，在国际决策圈也没掀起什么波澜。但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在面对灾难时，G-20也会应运而起，由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俱乐部转变成一个采取协同行动阻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组织。各国是否会推出协同政策，还是只顾各自国家利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危机之际，世界领导人共同工作、刺激各国经济发展、巩固金融体系并扩大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火力，自然会提振国际社会信心。 又一次，在欧洲债务危机威胁全球脆弱经济复苏之际，G-20正在担当促进经济发展、稳定金融体系的主要责任。实际上，该集团看上去在世界经济濒临灾难边缘之际的表现是最佳的，因为这一时期自然会产生目标一致、利益共享的情绪。 除了应对危机外，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政策事实上的日程设定机构。G-20起到的广泛作用引发了对其存在的质疑之声，不仅涉及到有效性问题，还有其在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合法性和作用问题。 在其成员国利益一致时，当他们共同致力于解决一个难题时，G-20当然可以成为在采取协调政策行动上颇为有用论坛。但该集团在解决成员国间冲突或帮助各国克服有碍有效决策的国内政治僵局时，看上去有些力不从心。 集团内部分歧在平静时期似乎更易于显现，这使G-20难于就统一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样的长期目标采取协同措施。例如，在一年前的韩国首尔峰会上，货币战争公然爆发，引发关于巩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议论。美国指责中国采用不正当汇率和贸易政策，而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批评美国放宽货币政策导致各国国内通胀恶化并出现资产市场泡沫。 这指向了一个原则性问题，G-20对成员国，尤其是大型经济体的政策影响力甚微。当一国的经济政策或将给世界其它地区带去负面后影响时，G-20降为相互指责和讽刺的场所。 这一切意味着，除了其巨大潜力外，G-20或更适合应对危机发生后的问题，而不是避免危机发生。事实上，由于集团主要通过达成共识进行工作，数个国家组成的小团体便可阻挡大部分国家都支持的长期政策倡议。小团体通常因特定议题而出现，其在阻止特定政策议题上更为有效，而不是推进议题。 G-20在更广泛的合法性上仍会遭到质疑。该集团将其使命设为在从金融监管到抗击环境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制定政策。G-20是否应扩大并提高包容性，而不是由这个自我选择的、排除了大部分国家的集团来做出影响全世界的决定？ 尽管G-20当然不是一个具有完美代表性的组织，但成员国扩大，在提高代表性的同时会损害其有效性。小型的规模允许该集团相比联合国和国际货币组织更为敏捷，免于复杂官僚结构的负担，并能够为全球经济主要参与者提供平等的话语权。 考虑到较少的成员数和灵活的结构，G-20可成为提高各国国内和全球整体经济和金融稳定、提高世界经济福利的重要力量。这些国家应提供前瞻性的领导力，并承认长期利益的共同性，而不是因短期的政策冲突而脱离正轨。 G-20领导人必须抵制狭隘的国内利益和政治权益之记的诱惑，应着眼于全球经济体系的长期利益。否则，G-20避免危机发生而不是仅仅应对危机的巨大潜力将无法实现。选择是清晰的。(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