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新华视点”披露，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日前侦结一起高校科研经费腐败案件，涉案教师利用学校对科研经费监管的漏洞，用学生的名义冒领劳务费据为己有；案件暴露的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的内幕更是令人咋舌，甚至闹出“20元发票套出30万元经费”的奇闻。办案人员表示，由于对科研经费使用监管的缺失，科研经费正日益成为少数人的私人“提款机”。
天下熙攘，利来利往。科研经费成私人“提款机”，证明了“制度一旦打盹，寻租趁虚而入”。科研人员也是人，不免会有逐利的心。 “道德自律”也好，“学术自治”也罢，如果只是脑袋里的想法，就不能幻化为现实“镣铐”。很多时候，就像小孩子说“再也不吃糖”的承诺，说着玩可以，内心却不以为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谴责科研人员不如反思监管制度。
“20元发票套出30万元经费”，如此毫无技术含量的“吃科研唐僧肉”的手法，其实并不鲜见。据统计，某省份3年来各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共查处案件95件，党政纪处分108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00多万元。这些年，自上而下都很重视科研的基础作用，国家科技部相关负责人曾透露，早在2008年，全国财政科技投入就超过了2400亿元，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增长了40多倍。这些钱，“跑冒滴漏”下去，难怪令检察官都深感“触目惊心”。
认真论说其原因，无非两个层面：一是科研项目管理立法相对滞后，尽管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较为健全，但在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等方面，相关规则阙如，直接的结果就是“语出多门”，一些项目主管单位自己有“土规定”，或者高校、科研院所也拿出些管理章程，层次偏低，漏洞较多；二是高校等单位尽管财务制度较为健全规范，但执行监督环节力度不够，加之外部监督可能对校园象牙塔存在“天然干净”的印象，才出现“课题早已结题，教授已经出国甚至去世，课题账户上还有余额”等稀奇事。若外部环境如此，科研领域也就难以独善其身。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的“桃色新闻”，段妻发帖举报其利用国家科研经费 “包二奶”、“养私生女”，最令人诧异的，是相关负责人对科研经费审查的态度——“审查每笔科研经费的去向，没必要、也不可能”。
有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190万人，居世界第二位。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加之每年递增的巨额科研支出——要保证其健康发展、有序运转，确实需要一套过硬的管理制度。遗憾的是，眼下还很难界定“什么是纵向课题，什么是横向课题，如何提成与报销”等诸多关键细节。换言之，对科研经费的管理，不是“牛栏关猫”的疏松无度，而是眼下很难对其设置一套立竿见影的“栅栏”。
相较而言，国外在科研经费管理上相对严苛。譬如美国实行课题制管理，经费管理以项目合同为依据，无论是立项阶段的经费预算，抑或项目执行阶段的运作成本，都有法律文本的“合同”可依。此外，还在国家立法、外部监督和内部控制等各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监督机制；德国则较为科技化、工具化，有一整套完备的核算软件，包括人员成本、消耗成本、运行成本、仪器设备成本、用房成本等，环环相扣，确保每分钱能用到实处。
教授老板、科研富翁，在没有创新实绩与发明成果的背景下，往往靠着财政套现的挪移术。对此，还宜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把科研经费真正看牢。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