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涅茨克州与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的公投，让乌克兰的紧张局势进入了新的白热化阶段。泰国总理英拉下台后，红衫军与黄衫军的斗争也进一步升级。经济不立，则国不立，分析乌克兰、泰国内乱的复杂背景，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也是重要诱因。
有三个方面可以观察。其一，政治的多元化不能保证经济良性发展。1991年，乌克兰在脱离前苏联独立时，继承了一个庞大的以军工为核心的科研生产和经济体系。同时作为前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的整体经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都居于前列，可以说已站在发达国家的门槛。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道路，在迅速推行私有化，采取西方的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作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后，由于历任当权者在经济上的短视政策和寡头掠夺，不仅挥霍了此前继承的前苏联遗产，还欠下巨额外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1992年，泰国政坛在经历众多军事政变后，迎来了相对稳定的政局，文官主政确立，地方民众利益组织开始涉入政党纲领，党派政治进入活跃时期。但遭受1997年金融风暴、2006年军事政变的影响，泰国虽然在东盟处于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却不容乐观。从去年11月以来，持续的政治动荡令泰国经济大幅下滑，同时伤及泰国的旅游业，严重影响内需和政府开支。
其二，经济结构不平衡影响地区分裂。乌克兰独立后政治斗争始终围绕“亲欧”或是“亲俄”，经济改革和发展反而退居次席，迈向市场经济的步伐被政治不稳和各种势力角逐所拖累，进一步造成产业结构失衡、能源瓶颈等诸多不利因素。
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超过70%的军工业集中于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地区，西部以农副业为主的经济状况明显不如东部。多年来这一状况未得到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东部一般民众普遍不愿意纳税给中央政府。以宣布独立的乌克兰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两州为例，两州不仅是乌克兰重要的重工业区、军事制造基地和能源产区，同时盛产小麦、蔬菜和乳肉畜产品。相比西部的一些地区，经济实力要好得多。两州不少投票的民众认为独立后，可不用再交税养活西部的人。
泰国内乱中红衫军与黄衫军的斗争也凸显了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影响。以红衫军支持英拉的泰爱泰党代表了泰国中下层阶层，而这一阶层较集中于泰国北部和中部。泰北是泰国最为落后的地区，泰国南部经济较为发达，是代表中上阶层黄衫军较为集中的地区。
在2月份泰国局势进一步动荡后，红衫军领袖甚至建议英拉迁都清迈，以便使得看守政府继续运作。泰国媒体也报道，持续的示威活动已经令泰国社会分裂，北部包括清迈等地，有不少泰国人自认与南部曼谷人之间有差异，甚至不抗拒双方分家。
其三，中产阶层匮乏加剧社会动荡。乌克兰独立后的改革进程，不仅没有造就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甚至连“经济寡头”也没有产生，却更多地产生了一批掠夺资源和权力的“政党寡头”。政党寡头在推出利益代言人同时，还促使政府不断通过压制性的税收政策阻碍中小商业及其资本的成长，也一并阻碍了中产阶层的发育。由于中产阶层的孱弱，一方面使得政党寡头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使得民众普遍对政府存在不满情绪。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外国政治和资本势力的行动影响力，也使得乌克兰政府在此次重大的国家危机中，难以阻止社会混乱和动荡。
泰国也同样缺乏一个有力的中产阶层群体，贫富差距悬殊和不断扩大是泰国政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2007年时泰国基尼系数就达到0.42，贫富差距已接近社会容忍底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多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占总人口20%的泰国富裕阶层，手里握有全国56%的财富；60%的民众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收入只有全国GDP的25%。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动荡，将持续影响泰国政局走势。